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力：中國已到了必須解決假貨問題的時候

瀏覽次數： 日期：2018-3-14 17:22:39

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力：中國已到了必須解決假貨問題的時候

“關注打假多年，我最強烈的感受是假貨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但中國已經到了必須解決假貨問題的時候?！痹诙嗄険握憬∪舜蟪Ｎ瘯瘑T之后，新當選的全國政協委員朱新力帶著“嚴懲假貨犯罪”等多份提案上會。

作為新任委員，朱新力為何如此關注假貨問題？“我真切地感受到假貨問題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它的腐蝕性很強，長此以往，將影響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誠信，從而影響它的健康成長?！敝煨铝χ赋?，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嚴厲打擊制假售假行為，不僅涉及到產業結構的升級優化，更關系到國家形象。

根據阿里巴巴公布的數據，2017年全年，其累計向全國公安機關推送遠超5萬元起刑點的涉假線索1910條，協助抓捕涉案人員1606名，搗毀窩點數1328個，涉案金額約43億元。

而阿里巴巴也只是假貨的眾多銷售渠道之一，還有諸多更加難以監控的網上銷售平臺，以及規模更大、更分散的線下市場，中國的假貨犯罪正在愈加猖獗，假貨問題比想象中的更加嚴重。

近期，河南假冒避孕套、貴州灌裝假茅臺、莆田假鞋鬼市等假貨問題頻頻曝光，輿論高度關注。據媒體報道，全國政協委員蔣洪峰等多名兩會代表通過線下暗訪的方式到廣東白云皮具城進行了一場特殊的“履職”，而真正見到現場的假貨泛濫情況，代表們依然直呼“觸目驚心”。

朱新力表示，制假者會通過貨物、商標分離，分散生產、售前組裝，訂單化生產假貨而不囤貨等方式，減少被查獲的假貨貨值，規避刑事風險；而“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等假貨類犯罪的定罪標準，都需要三萬或五萬的金額，“唯數額論”給犯罪分子留下惡意規避法律的空間。與此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對制假售假者的緩刑適用比例偏高，難以產生威懾效果；且對制假售假者只能判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違法成本極低而獲利頗豐，懲罰不力，導致假貨類犯罪的累犯、再犯現象嚴重。

阿里巴巴近期公布的一組數據顯示，2017年，阿里巴巴排查出了5436條銷售額遠超起刑點（5萬元）的疑似制售假線索。其中，執法機關接收1910條，已經進行刑事打擊的有740例。但截至目前，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有刑事判決結果的只有63例，而這些案件的平均辦案時長約344天，共判決129人，其中104人判的都是緩刑，緩刑率高達81%。

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

《2017阿里巴巴打假年報》分析指出，各地制假售假團伙為了逃避打擊，反偵查能力和意識不斷加強，跨國境、跨平臺流竄的現象日益嚴重，是目前打擊難度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打假要從源頭打擊、全社會綜合治理也正逐漸成為多方共識，也有越來越多業內人士開始呼吁，打假也是供給側改革。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表示，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期，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中占有的比重不斷提高，消費升級也成為當下的緊迫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供給側不能給人們提供質量可靠的中國制造、中國創造產品，消費升級所帶來的紅利也只能轉移到海外市場，甚至是被假冒偽劣產品所掠取。

據媒體報道，打假業內專業人士分析指出，線下假貨產業帶分布開始呈現廣泛、區域性、行業性、領域性；從業青年人居多、社交平臺成為新的假貨洼地等特點。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副校長、教授，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林維認為，要發動一場人民戰爭，動用所有的力量，體制性地解決假貨問題。

那么如何真正徹底治理假貨？朱新力在提案中指出，假貨治理是一個綜合性事業，借鑒治理酒駕的成功經驗，確立嚴刑峻法的打假模式是治理假貨的必備內容之一。

對于立法端該有的改善，朱新力在提案中給出了兩點對策和建議:

第一，降低入罪門檻，適度擴大打擊范圍。包括刑法的定罪標準從唯數額論轉向多元化，將“多次制假售假”、“受到過行政處罰后又制假售假”、“制假售假多件（套）”等情形也作為定罪標準。

第二，加重法律責任，增加違法成本。一是明確設定適用緩刑的條件，以限制適用緩刑；二是取消倍比制罰金規定，提高罰金數額；三是強化附加刑的力度，增設終身禁止從業等規定；四是建立黑名單制度，將制假售假者從市場生產活動中徹底排除；五是設立更高的懲罰性賠償措施，以經營額為計算基準，實現“一次造假、終身負債”的經濟制裁。